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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讨论:吴的表白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矛盾?他说出真正的动机了吗

发布于:2020-12-26 作者:网络投稿

吴谢宇

12月24日上午,涉嫌故意杀人罪、诈骗罪和买卖身份证件罪的吴出庭受审。

吴对检方的指控供认不讳。在法庭上,他承认他的改变源于他父亲的去世。在北京学习期间,他的心理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,开始厌世。在多次不成功的自杀企图后,他决定杀死自己“活得很辛苦”的母亲,让她“自由”。

吴的法庭自白显示了他矛盾复杂的一面。他说他想用哑铃舔妈妈的背和头、脸,帮妈妈“解脱”;他说他想杀了母亲,自杀了。犯罪后因恐惧而放弃;他在作案前精心策划,把这个准备比作“推理完成一个数学模型”,但在法庭上供认时,并没有说是否有自杀计划;放弃自杀后,他小心翼翼的处理现场,说原因是“爸爸”爱干净;他在法庭上认罪悔罪,表示法院可以重判他,但他也表示自己“还可以工作”。

这次庭审吴的供词是的真实心路历程,还是他高智商对轻判的正当防卫?这引起了网友的讨论。

《华尔街日报》采访的许多犯罪心理学专家表示,要对一种极端行为的发生做出准确的归因,实际上相当困难,吴案的结论还需要有关部门进行更多的信息披露。

犯罪心理学专家、中国公安大学教授认为,吴的一些解释并没有如实解释真实的动机过程。著名犯罪心理学家也认为,吴的心理防线并没有完全崩溃,他按照自己的逻辑将犯罪的动机、手段和过程合理化。事实上,坦白和实际行动之间有很多矛盾。

专家认为,现有资料仍未披露其主观恶性的原因和犯罪动机的具体原因。吴本人是否涉及精神问题还有待严格论证。

“不应将犯罪简单归咎于原生家庭”

武伯欣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学和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研究,是我国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和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学者和专家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,他表示,从目前的信息来看,吴的罪行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他的家庭出身。

吴的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,父亲是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。吴16岁时,父亲死于肝癌。据分析,吴出身家庭,几乎没见过父母对他有恶感的报道。可以肯定的是,吴的家庭既不是棍型家庭,也不是溺爱型家庭。

认为,吴的父母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,他的智商一直在学校里都是名列前茅的,这在出身家庭里是相当不错的。丈夫去世后,吴的母亲辛辛苦苦地独自抚养孩子,试图将外界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,确保吴能够进入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。没有明显的问题。

在庭审现场,吴说,为了不耽误学习,母亲没有告诉他很多事情,让他操心。他认为,可能是这种氛围让他形成了长期的阴影,让他变得自以为是,怀疑别人,怀疑一切。“这东西不是一瞬间的,而是日积月累的”。据相关报道,有网友认为吴的母亲控制欲强,沉默寡言,不爱说话等等。

湖北警官学院犯罪研究专家许教授在接受《南华早报》采访时认为,一位母亲在丈夫去世后有些焦虑和悲伤,包括想要保护儿子和努力学习,这是一种自然而正常的反应。

"把责任归咎于母亲和归咎于受害者简直是一种谬论。"认为,他认为吴最后之所以做出如此恶毒的事件,很可能是因为特定的原因,比如伤害了他自尊心的事情,或者没有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,等等。

例如,武伯欣说,广西发生了一起大学生杀母案,原因是该大学生在校期间挥霍无度,父母没有完全满足他。这时,他愤愤不平,杀了母亲。

有些人将其归因于单亲家庭。武伯欣不同意:“单亲家庭培养出来的优秀子女和孝顺子女很多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

“供述与实际行动存在多个矛盾点”

在接受本报采访时,许认为,吴在庭审中的供述与自己的实际行动存在诸多矛盾。

首先,吴在供词中说,她曾多次自杀未遂,后来计划杀死母亲后自杀。结果她因为看到母亲的悲惨境遇而放弃了自杀。许认为,吴智商很高,应该对杀害母亲有所期待。死亡绝对不是那么好的事情,他看到了必然会放弃自杀。

二、关于量刑的看法。许说,吴在庭审中表示,他可能会被重判。所谓“重判”,就是在故意杀人的情况下,立即执行死刑。但同时又补充说自己还有工作能力,还能为社会做点工作,这和上面说的“重刑”是矛盾的,他心里还是有摆脱罪恶的想法。

犯罪心理学专家、中国公安大学教授也认为,吴的一些解释并没有如实解释犯罪动机的真实过程。

以为吴的母亲和他完全是一条道上的人,最后成了吴达到某种目的的马前卒,被杀。在她看来,吴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一个高智商的罪犯。他的聪明使他足以应付现实和各种各样的人。“但他的心是空的,空到没有灵魂。想必他母亲临死才明白:她儿子为什么要杀她?”

武伯欣说,审判的这些记录还没有被看到。从法庭审理来看,吴对的陈述或辩护是一种“心理合理化”。一些犯罪分子按照自己的逻辑将犯罪的目的、动机、手段、过程合理化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案件,而没有完全解除武装,完全瓦解心理防线。

在他看来,吴并没有表现出他内心的实事求是的心路历程。吴在法庭上的表现,推卸责任,归咎于他的母亲,或他所谓的逻辑,这可能是一种伪装。

恨从何来?作案逻辑是否能自洽?

福州市检察院指控吴在母亲谢的后脑勺和脸上投掷哑铃。在确认谢死亡后,她用衣服、被褥、塑料薄膜等物品包裹谢的尸体,并在包裹的物品中放入活性炭。案发后,吴清理了现场痕迹,并在屋内各处安装了监控探头和报警器。

武伯欣说,他处理过如此多的案件,以至于他从未见过一名罪犯在事件发生的房间里冷静地安装监控,然后远程监控现场。吴的作案手法不是“激情犯罪”,而是有预谋、有节奏的行为。

武伯欣说,事实上,一个人的犯罪道路大多是由人格缺陷和不正之风造成的。如果缺陷大,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。缺陷小的话,随着社会化、社会化教育、自我教育的进程,不一定违法。吴的人格缺陷和不正之风一直没有被揭露。其实这才是主观恶性的关键主题。

“吴的恨从何而来?”武伯欣说,从心理学分析来看,一个人在没有爱的时候容易讨厌,或者在爱走向极端的时候容易讨厌。但吴案的现有资料并未披露其主观恶性,引发犯罪动机的具体原因也未披露。

他说,审理刑事案件通常会提到主观恶意,主观恶意其实是犯罪心理的问题。在吴案中,媒体披露了他是如何具体作案、诈骗,然后购买多张身份证伪装身份逃逸的,都是犯罪的结果,但主观上的恶意并没有表现出来。
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未成年人犯罪研究部主任皮毅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,按照吴供述的逻辑,他有自杀倾向,但他害怕母亲离开后无法生存,因此在犯罪后杀死母亲并放弃自杀念头。这种情况在实际案例中也有发生。

皮宜君说,如果他想自杀,他也会杀了身边的人。此类案件的受害者通常是丧失生存能力的老人和儿童。吴案的受害者是一位有生活能力的中学教师,这种情况比较少见。

至于中途放弃自杀,皮宜君说,在某些情况下也发生过。一些夫妇讨论双重自杀。结果,一方喝了毒药后,另一方因为怕死而突然悔悟。当他看到别人的死亡结果时,他放弃了最初的自杀动机,救了自己的命。

“但吴的庭审供词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,又有多少谎言成分,真的很难说。”皮宜君说。

皮宜君还指出,吴的具体动机需要进一步了解,希望父母能给孩子一个更宽松的环境,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习,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。

许认为,在家庭教育中,父母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,还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,这样父母的心理健康才能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孩子。有些父母焦虑、抑郁,往往情绪失控,孩子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
高级记者王宣辉实习生李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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